今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要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意味著我國未來將會加快主動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頂層設計，將從國際經濟活動的積極融入者向主動塑造者轉變。但現階段下，我國在國際經濟組織的機制創新、人才培養、規則引領等方面仍有待提高。對此，建議廣東可率先通過與港澳地區合作，在廣東自貿區內打造“一帶一路”的“中國智谷”，共同打造創新試驗田，匯集新型高端智庫、人才試驗田和金融改革試驗田。
　　
　　粵港澳共創“一帶一路”的“中國智谷”，打造三個試驗田，不但可為我國未來在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公共產品供給和制度性話語權等方面，增加實踐經驗和知識儲備，也能爭取將成功經驗推廣、復制至全國各地，以推動各地創新產業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和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
　　
　　創新試驗田：創建創新企業失敗后的善后機制和退場機制
　　
　　在共同打造創新試驗田方面，建議粵港澳地區可在“一帶一路”的“中國智谷”內率先共建創新企業失敗后的善后機制和退場機制。新增長理論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M. Romer）曾指出，“經濟增長源自于更好的食譜，而不僅是煮更多東西。”羅默教授口中的“食譜”，指的就是創新，就是資源的整合與轉化。創新能夠形成新經濟，是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但環顧全球，無論是科研創新，還是創立創新企業，往往遭遇各類難題，失敗多成功少。如果任憑科研創新者、創業失敗者自生自滅，不但有損創新、創業的社會氛圍，也不利創業產業的良性發展。
　　
　　因此，粵港澳三地政府除利用資源大力扶持創新科研、發展創新產業之外，建議更應考慮創立失敗創新企業的善后機制乃至退場機制。
　　
　　在設立善后機制方面，港澳業界對公司破產、公司重組和清盤等方面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推出的創新、創業的善后配套機制，利用政府的資源為非因道德風險所致的創新、創業失敗者，提供公司解散、銀行欠款、租稅負擔、員工遣散和破產清算等方面的援助和保障。這些措施的目的是減少創新、創業者的后顧之憂，并讓失敗者未來可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全球各地的創業經驗均表明，創業失敗者下次創業的成功率，通常比首次創業者成功率更高，只有更加大力支持非因道德風險所致的創新、創業失敗者，成功創新、創業的幾率才更大。
　　
　　在設立退場機制方面，廣東也應當充分利用港澳資源，研究設立適合非因道德風險所致的創新、創業失敗者的退場機制。事實上，一個創新理念、一件創新產品即使在廣東或全國暫時被視為“失敗”，也未必意味在全球范圍內都不被接受、被認定是“失敗”。
　　
　　所以，粵港澳三地如設有退場機制，科研企業的創新理念、創新產品若暫不被內地市場認同，也可以通過港澳地區的國際資源和人脈，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各國推廣、出售，未必不可令部分創業者和新產品起死回生。此舉若能試驗成功，不但有助粵港澳地區成為全國范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領跑者”，粵港澳善后機制、退場機制的設立，也有助于我國探索如何與境外乃至國外共同制定國際規則的路徑。
　　
　　人才試驗田：內外聯動共建高端智庫和國際人才合作平臺
　　
　　在匯集新型高端智庫、人才試驗田方面，建議粵港澳地區可在“一帶一路”的“中國智谷”內，創建高端智庫和建成國際人才合作平臺。對廣東乃至各地而言，目前最缺乏的不是資金和項目，而是思想和人才。環顧全球，要實施科技創新、發展創新產業，上述三要素缺一不可。我們看到科研水平甚高，培育了大量優秀創新人才的法國，卻由于法規、語言和貨幣等領域未能與國際接軌，導致國際市場拓展能力欠缺，常常淪為他國“作嫁衣裳”，由法國人創辦的Criteo、Scality和eBay等國際性科技公司，紛紛遠赴他國上市并落地生根，反而無力推動法國本土的創新經濟。
　　
　　因此，廣東亟需將短板補上。臨近廣東的港澳地區，擁有國際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科研能力、良好的教育資源，國際化的貿易與金融人才以及來自北美和西歐國家的頂級科研人才，可彌補廣東科研水平和培育創新人才不足的短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更可在金融、語言、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為廣東創新企業提供與國際接軌的路徑。
　　
　　在具體合作方面，除了粵港澳三地高校、科研機構合作進行科研攻關、共同培育創新人才，以及可成為會展經濟以及生產性服務業的載體，在資訊以及培訓等方面發揮作用之外，廣東政府還應鼓勵、支持省內科研企業在港澳設立分部，通過與港澳的多層次合作，借助港澳地區法制、語言、文化和法制教育環境等的國際化和便利化，吸引和招聘更多外國高端科研人才、頂尖大學畢業生，對內充實科研創新力量，對外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
　　
　　此外，我國要加強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頂層設計，更應考慮在粵港澳的新型高端智庫、人才試驗田內，結合廣東自貿區的政策和港澳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的經驗和資源，積極尋索如何解決打破關稅及由關稅為主所形成的各種貿易壁壘，也可考慮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制定一個稅務方面的“負面清單”，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沿線國家的企業，可根據這份清晰的“負面清單”到東道國投資。這份稅收“負面清單”，可先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始實施起，經過不斷完善和改善，之后再逐步延展至其他國際經濟合作組織如OECD和G20，此舉不但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體現，也完全可進一步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在貿易方面的互聯互通。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智谷”內創建的高端智庫和國際人才合作平臺，有助建立一個符合國際規范的工作環境和文化，以及避免出現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沖突的情況。
　　
　　符合國際人才生存和發展的工作環境和文化能夠不斷吸引人才，推動他們為共同的理念熱情地付出，形成一個以強大文化支撐的、良性的、不斷循環的生態系統，這不但有利于為國家高端智庫建設提供試點平臺，也有利于通過平臺將如何更好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和“一帶一路”的政策研究咨詢為主攻方向，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以提高我國的制度性話語權、中國企業國際化以及制度性話語權打造為方向，開展全球經濟治理、“一帶一路”的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并及時總結和推廣試點經驗。
　　
　　金融試驗田：用金融語言推進互聯互通
　　
　　在金融創新試驗田方面，當前深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已箭在弦上，建議可通過利用雙方既共通又互補的金融優勢再向前一步，在“中國智谷”內共創一個“港深交易所”。
　　
　　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中，提出要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其后公布的《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中，也提出要“突出粵港澳合作”。但兩份方案的相關內容均顯示，兩地未來的合作仍然集中在物流、航運、金融和專業服務等領域，這些內容，過去無論是CEPA、還是自貿區均已有涉及，如今在這些領域繼續加強合作雖未嘗不可，但略顯新意不足，也較難有效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國際經濟組織的地位。
　　
　　因此，可考慮在“中國智谷”內，如在深圳前海地區內創立一個“港深交易所”。該交易所可考慮由港澳深三地交易所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和管理，在交易平所的規則、制度和技術等設置上進行創新，當中既采用內地和香港股市現行的標準，又吸納美國交易所或歐洲大型交易所的規則，通過這種中西結合的方式來創建新交易所。同時，“港深交易所”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易所進行“互聯互通”，在“港深交易所”上市的企業，也能在沿線國家的交易所同時上市。
　　
　　該交易所的標準，既要能接地氣，不可曲高和寡，又要有創新，以“不管是土貓、洋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的態度，在顧及中國現實情況的同時，汲取歐美交易所的精華，創造一個嶄新的交易所。兩地若能共建此新型交易所，應該是港交所、深圳前海地區所樂見，也應是雙方希望促成之事。而且，未來香港、澳門、深圳、廣東甚至包括全國都能在三方面大有受益。
　　
　　一方面，新交易所應采取當今國際上有利于創業企業上市的條款，這將有助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前往上市，避免墻內開花墻外香。目前無論是港股還是A股市場，受限于現有的規則、制度，導致阿里巴巴、百度等大型公司轉往美國上市，令人惋惜。再加上日本、新加坡和臺灣等交易所，都計劃推動類似滬港通、深港通的互聯互通機制，致力橫跨東亞、東盟國家及大中華市場，以抗衡中國滬深港三市聯合帶來的沖擊，并爭奪更多市場份額。新型“港深交易所”的出現，可以吸納原本計劃前往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以及已在美國上市有意回歸的中國企業轉往新交易所上市，這無疑可鞏固和進一步發展香港、深圳的金融地位和市場份額，同時也能為深港、粵港在未來的深度融合上，探索出一個創新的合作模式。
　　
　　另一方面，全新、開放的上市平臺以中國為紐帶，可深化各國商界的關系和經濟的聯系，將有助增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的認同，以及促進我國進一步主動參加國際金融體系。隨全球各國金融系統趨于互聯互通，“金融語言”已漸成為國際共同的語言，各國民眾對企業上市，股價、股市的波動等共同的體驗，已產生了具有廣泛認同性的“通感”。在這種“通感”面前，不同的語言、風俗、民族和國籍都不再是界限。
　　
　　在中國未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領域的合作中，“港深交易所”不但可以給沿線國家的企業，以及前往沿線國家投資的中國內地企業、香港企業多一個可供上市的交易所，更會增加沿線國家的民眾、投資者這種“通感”，以金融語言的方式“潤物細無聲”般的增加與沿線國家的溝通，乃至與全球金融市場的溝通。
　　
　　采取新規則，更能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港深交易所”，有助粵港澳擴大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可探索的領域將比“滬港通”及“深港通”更多。這既能為中國內地民眾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眾積累和繼續增加財富開辟新出路，也能推動我國在金融、會計和法律等眾多高端服務業與國際市場全面對接、推進標準互認，甚至是推動共同制定相關行業的國際標準，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促使我國真正成為國際經濟、金融市場的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
　　
　　簡而言之，粵港澳共同打造“一帶一路”的“中國智谷”，推動三個試驗田的建設，不但符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要求，也是打通己學和彼學的關鍵，更是中國深度全球化、積極全面參與國際規則頂層設計、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互聯互通的新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