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 一詞于 20 世紀 80 年代提出，但隨著西部開發、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規劃出臺之后， 慢慢淡出人民的視野。在李克強總理提出 “依托長江黃金水道， 打造中國經濟新的支撐帶” 的戰略后， 長江經濟帶再回公眾視野。

　　國務院 《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 “意見” )中指出， 長江經濟帶覆蓋上海、 江蘇、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慶、 四川、 云南、 貴州等 11 省市， 覆蓋面積約 205 萬平方公里， 占全國的 21. 9% ， 人口約5. 79 億人， 占全國的 42. 7% ， 地區生產總值達 26萬億元， 占全國的 46% ;人均生產總值 44 823元， 為全國平均水平的 107% ， 外貿進出口額16 394 億美元， 占全國的 39% 。

　　一 、 “ 長江經濟帶” 戰略提出的背景

      (一)我國經濟進入 “新常態” 。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 結構調整陣痛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中國經濟增速由此前兩位數下滑至 7% 左右， 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明顯趨弱， 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已經超出資源的承載能力， 土壤、 水、 大氣等環境污染問題日趨突出， 政府主導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同時， 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 我國提出了“四萬億” 的經濟刺激計劃， 遏制了當時經濟快速下滑的趨勢， 但是也造成了地方債務危機、 產能大量過剩等一系列的問題。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之下， 我國亟須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出現， 拉動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二)我國處于對外開放的新時期。

　　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明確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自此，我國經濟深化改革的大幕重又拉開， 而由于經濟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的阻力， 由開放促改革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手段。同時， 全球自由貿易談判標準開始出現一定的變化， 自由貿易逐漸開始向公平貿易轉變， 關稅壁壘的開放向監管壁壘的開放轉變， 自由貿易的經濟標準向價值標準轉變， 貿易規則的談判向投資規則的談判轉變。在上述趨勢下， 我國建立了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 進行制度突破先行先試， 主動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 使我國逐步進入了對外開放的新時期。

　　(三 )“一帶一路” 國家戰略的提出。

　　在國內經濟進入新常態， 國際局勢日趨復雜的情況下， 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 戰略， 從東、西兩個方向打開了我國對外開放的門戶， 借此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 加強與沿線國家的雙邊互動， 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 打造政治互信、 經濟融合、 文化包容的共同體。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實現對外開放的前沿向內陸縱深擴展， 需要存在一條貫穿東西、 聯動內陸且具有一定規模的經濟帶。

　　二 、 “長江經濟帶” 戰略的經濟帶動效應分析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 的新常態， 在愈來愈大的下行壓力下亟須新的增長引擎， 而建設 “長江經濟帶” 無論從經濟發展規律、國家戰略要求， 還是其自身發展基礎方面都已具備成為中國經濟新增長極的條件。

　　(一 )“長江經濟帶” 經濟騰飛是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

　　首先，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 發達經濟體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要素流動、 產業轉移以及市場一體化促進了全球經濟貿易的繁榮發展。

　　而這一切， 在長江經濟帶內部就可以實現， 長江經濟帶覆蓋東、 中、 西三個區域， 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均衡， 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資源互補性非常高， 地區間資源配置的需求非常強， 由此可帶來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動力。

　　其次， 改革開放以來， 地區競爭模式極大的激發了地方發展經濟的能動性， 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包括地區間惡性競爭、 地方保護主義等， 導致市場被人為的條塊分割。

　　①隨著我國經濟逐步邁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 經濟增長的壓力要求區域經濟協同一體發展， 建設統一開放和競爭有序全流域現代市場體系， 擴大資源配置的范圍， 降低資源配 置 的 成 本， 提 升 資 源 配 置 的效率。

　　再次， 從萊茵河、 多瑙河等流域經濟發展的國際經驗看， 區域經濟從沿海起步先行、 溯內河向縱深腹地梯度發展， 是世界經濟史上一個重要規律。而長江流域提供了中國 36. 5% 的水資源， 52. 5% 的內河通航里程， 是連接中國東中西部的 “黃金水道” ， 為長江經濟帶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 綠色環保的資源配置通道， 容易形成空間上的點軸發展模式， 使其具有其他區域一體化所未有的優勢， 長江經濟帶的騰飛將是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在我國的實踐。